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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韩合拍类型片还是叫好不叫座呢新日

发布时间:2020-01-15 16:07:51 阅读: 来源:亭子厂家

9月末以来,《第三种爱情》、《我是证人》、《坏蛋必须死》相继登陆影市,这可能是自2014年中韩两国签订《中韩电影合拍协议》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中韩合拍片上映。当然,中韩合拍并不始自去年,在过去的十年里,不同程度的合拍已经为中国电影贡献了许多佳作,资金、资源上的合流、人才和制作上的合拍正在为中国电影带来新一轮的增长动力。华谊兄弟研究院近期推出《中韩电影合拍更要合流》系列专题,本文系该系列第二篇。

近期的中韩合拍片,无论是《我是证人》还是《坏蛋必须死》,两者的票房成绩都并不令人足够满意。前者由《盲证》翻拍而来,韩国导演、制片人的制作班底、杨幂鹿晗领衔主演;后者由冯小刚、姜帝圭监制、孙艺珍陈柏霖领衔主演,两者类型又都是韩国类型片创作里最擅长的罪案、悬疑(前者还有惊悚),但两片在中国市场的均没能达到市场卖座的量级。

韩国类型片最擅长的罪案、悬疑、惊悚、爱情、喜剧,在本土以及海外市场都有叫好又叫座的纪录,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市场,这些“叫好又叫座”却常常是叫好不叫座呢(《我是证人》猫眼评分8.5,格瓦拉8.2;《坏蛋必须死》猫眼8.1,格瓦拉7.8)?

早些年,韩国电影进口到内地遭遇的“水土不服”在中韩合拍的类型片身上仍有延续,简单来说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生产端的制作文化差异,其二是消费端的市场土壤差异。

无法回避的难题:“重回”内容审查

类型片在工业化生产的体系下是一种模式化创作,通过经验集合而成的剧情结构、严格控制的成本与可预期的收益保证,使类型片在电影工业史上经久延续、循环往复地不断被生产和一直在创新。

类型片一方面有“大数据”的可预期——在好莱坞、在韩国、在世界电影史上该模型都被反复地成功实践过;另一方面也有“意外惊喜”的期待——接地气的来自于本土生活的新鲜素材是每次观众常看常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大制片公司们都会把一系列的类型片生产计划作为其整年投资组合当中的关键部分。《坏蛋必须死》的韩方执行制片人李国在接受华谊兄弟研究院的采访时谈到:

?“类型片为什么一直受人欢迎?因为是反映社会上的问题,韩国一些著名导演,会把一些国内的故事放在电影中,是时代的一种表现,所以大家喜欢。”

但对于会以国产片身份在内地上映的中韩合拍片而言,内容审查是无法回避的创作“难题”。在分级制环境下自由创作习惯了的韩国创作人员,“回到”内容审查的框架内不自在是当然的,而对于尺度的把握则对于本地经验并不丰富的韩国电影人来说无疑是难度升级。

“一些经常来中国的韩国电影人会问,中国审批的规定是什么,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但我只能跟他们讲说每一部都不一样。”

尽管中国的电影行业法规有明文的内容禁载表述,但拿捏和以此对照来判别内容是否越线不仅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个难题,对于中国很多新人导演来说亦非易事。

据《我是证人》执行制片人申美丽告诉华谊兄弟研究院,《我是证人》就考虑到了中国的审查环境,做出了相应的温和处理,譬如《盲证》里反派是连续杀人犯,而《我是证人》里的唐峥就只是一个绑架犯,而且唐峥杀害导盲犬的画面,原来是血泊,现在只是一些血迹。这些本地化的因地制宜,令影片得以顺利上映,但也在视听体验上因为缺乏刺激从某种程度上令观赏性大打折扣,而且令观众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批评。

这些创作者的窘境和难题其实在CEPA之后,香港导演也曾遇到过,当时的审查尺度较之现在当然要更严格一些。陈可辛导演的成功经验或许值得借鉴。近两年陈可辛导演的创作可谓是如鱼得水,作品无论是票房还是口碑也是屡获成功,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公司合伙人也是其多部影片的监制黄建新所奠定的。从《投名状》到《亲爱的》,无论是宏大历史背景下的雷区还是大时代小人物悲剧里的红线,深谙国内审查尺度的黄建新导演可以说是保驾护航了陈可辛这十年的北上之旅。《智取威虎山3D》则是黄建新监制的另一个成功案例,要知道这可是暗礁遍地的红色经典,对于任何一个导演都是极大挑战。

与中国资深导演、监制或是有丰富制片经验的中方制作公司合作,是韩国电影人更长远在内地站稳脚跟、熟悉和掌握内地市场的最好起步方法。无论是对内地市场明规则、潜规则的熟悉,还是抵御市场和非市场风险的能力以及规范化的合作实践,这都是韩国制作公司、韩国电影人与中方合拍更安全也更长久的起步方式。华谊兄弟与Showbox、华策与New的合作即是这种深度绑定、规避风险、持续合作的范例。

无法回避的现实:目前中国观众的心智尚需时日等待

1995年,韩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50%;2010年,北京大学程度以上人数占到总人口的31.5%。

另一个并不显见但却客观存在的“水土不服”原因是,中国内地市场的观众对于韩国类型片里当代寓言式的内容深度有时候并不感冒——国内近年来票房上大获成功的黑马电影,通常都是喜剧片,其故事内核也多是明亮、浅白的童话,不管是《港囧》、《夏洛特烦恼》还是《煎饼侠》、《澳门风云3》皆如此。

韩国电影擅长的罪案、悬疑类型影片,大多故事灰暗、隐喻深邃,与时代和社会的许多命题密切相关,观众除了获得感官上的刺激之外,还有心智上的激荡。

韩国电影产业腾飞早于中国,观众对类型片的差异化偏爱也是先从喜剧片开始逐渐多元化地扩展,而且必须承认的是,韩国经济发达且人口较少,韩国观众每年的人均观影次数远远高于中国观众,观影的趋势变化当然要早于也快于中国观众。

“我觉得随着社会发展,中国观众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可能相对于之前就会想要更多元一点。“申美丽的判断与其经历的韩国发展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电影消费,在纯粹的感官娱乐之外追求心智上的深度愉悦与观众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关系颇大,毕竟对于从银幕上看到的故事与社会当下的现实联系起来是需要一定的电影语言读解能力,当然还有更多的深度思考能力。

1995年,韩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50%,美国达到这一指标的时间是1970年,日本是1990年,法国是1996年。根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常住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在全国处于首位,北京大学程度以上人数占到总数的31.5%,调查时间为2010年。

资料来源:《韩国:后发国家追赶的典型》,陆璟 ,2003

目前,韩国已经成为亚洲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国家,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比较,韩国也已经赶上或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有这样的观众,当然也就蕴育出如今的韩国电影人和韩国电影工业。

今年国产类型片的代表作《烈日灼心》取得了3亿的票房成绩,这个成绩与其上影节获奖以及邓超当红谐星的关系颇大。其他的悬疑类型片就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解救吾先生》在产值为18.5亿的国庆档期里仅仅收获了1.4亿,《心迷宫》这部金马获奖片则在10月中旬的档期里勉强突破了1000万。

结语:时间是中韩合拍不可逾越的鸿沟

现实的情况就是,尽管去年中韩签署了两国政府级别的合拍协议,但供给端的韩国电影工业要与生产端的中国电影工业和消费端的中国电影市场无缝对接,仍必须耐心地等待。韩国电影人和电影公司在合拍协议的春风下有了大规模西渡的契机,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尽快地熟悉中国市场、掌握中国市场的规则和规律,经验的积累即是时间的价值。

另一端,中国观众也正在逐渐开始寻求更多元、更高品质的电影,这里表现比较明显的是一线、二线城市观众在审美上的变化,但更广阔的三四线城市影院的大规模下沉还刚刚开始,要与一线、二线城市的观影趋势同步仍需较长的时间,急不得但值得等待——这是一个已经400亿的市场,从10亿(2002)到100亿(2010)花了8年的时间,从100亿到400亿(2015年11月)不到五年的时间,下一轮到达千亿还需要多久呢?

当市场足够大,当工业化生产足够成熟,当观众消费需求足够多元化,类型电影很快就能在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内成为中流砥柱。

文/陈昌业,华谊兄弟研究院(微信ID:HB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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